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立起来，但几所主要音乐院校培养研究生，要晚于作为综合艺术院校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而且，后者一开始注重培养的，主要是民族音乐或中国音乐史研究方向，所以就有了沈洽、杜亚雄、乔建中等几位当时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才俊，也是今天的学界领*人物。对于我们有志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青年学生来说，他们都是自己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标杆。比较而言，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研究生培养制度不仅起步较晚，而且一开始是以西方音乐史为起点的。我们入校时，整个音乐学专业只有两位西方音乐史方向的硕士，即现在仍在我校任教的刘经树与余志刚两位教授，另外还有几位表演专业的研究生。我和同届的陶亚兵、巩学群（巩小强）三位音乐学学子，便有幸分别作为民族音乐（后来改为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的首届研究生，得到众多老师的集中指导和精心栽培。由于当时还没有博士培养层次，硕士研究生已经是最高学历，研究生数量也比较少，平均年龄偏大，都有一定的音乐实践经验。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比例，平均下来，几乎是一比一。记得在学校里，我上过少数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等研究生课程，便是由田联韬、袁静芳等老师为我单独授课。同时，学校还要求我们到在京的著名的综合大学选修课程。我本人就在中央民族大学随金天明、邵献书、胡启望、徐仁瑶等著名教授选修了民族学、语言学的研究生课程，也都是采用一对一授课方式。无论老师和同学，对于这些课程，在教学上要求都比较高，我随民族学理论家金天明选修的《中国民族学史》，随邵献书教授选修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两门课，完成了两篇结业论文，都将民族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同中国民族音乐的情况做了比较分析，后来便分别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和《中国音乐》（1989）两个音乐学刊物。当时在北京音乐高校毕业的硕士里，这种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并非是个别现象，仅就其中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来说，像赵塔里木、何晓兵（均为中国音乐学院硕士）和我本人的几篇硕士学位论文，都是老师们呕心沥血培育的结果，就是拿到今天的某些博士论文里比较，我敢说也不会逊色。所以，说这些硕士研究生差不多就是按后来的博士学位的同等规格来培养，也不为过。后来，也是在田联韬、汪毓和等老师的努力下，得到了吴祖强、于润洋两位老院长的关心和支持，我终于如愿留在中央音乐学院，专职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为此，我既要感谢老师们为我们付出的艰辛和劳动，也要感谢中央音乐学院给了我们那样好的学习条件。我先后在音乐研究所、学报和音乐学系工作，如今已混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继承了当年的优秀学统？是否完成了老师、老院长们那沉甸甸的希望和嘱托？至今一直是个让我心中思索不已的事情。
另一种是感受强烈型，通常可以达到平台期，对性的感觉意识也很强，性反应的心理探索一直处于高水平阶段，只是无法攀登到性反应的顶峰，这与预见的失败、回避性高潮反应、畏惧性反应中的失控等心理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