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庆 改革的下半场 朱锡庆 朱锡庆 长沙理工学院教授 中国这30年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总结两点，第一，在当时的背景下，改革的动力已经足够强大了；第二，中国找到了一个很独特的社会变革方法，一个是试点，一个是开放，很成功。但现在的中国，不像3 0年前推动改革时那么迫切，改革成功之后，就是改革动力的消退。也就是改革只完成了“上半场”，还要接着改，完成“下半场”。 下半场的改革问题，主要有四项。改革动力在何处？原来的方法要不要坚持？到底是公平取向还是效率取向？到底哪些领域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哪些领域是还没动，又必须改的，需要列个改革的清单。 没有动力是很难推动的。很多国家的改革是由两个阶段组成，前面是*治不动，经济领域的变革，然后产生了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必须进行第二场改革。很多人认为中国也会走这条道路。从动力的角度讲是对的，但不能为了改革而期待一场大的危机，为了改革而改革，且中国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看不到经济崩溃的迹象。 改革动力的凝聚 后续的改革，最伤脑筋的是，当中国人对改革的热情消退以后，如何去发动它，如果在民间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没有形成一种从下到上的紧迫感，改革是很难推的。 现在对改革的呼吁突然多起来，这也发出了一些信号，至少某些人意识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但一部分人意识到是不够的，必须变成广泛的共识才行。问题的存在和积累就是动力之源。现在有很多问题又积累了起来，开始产生后果。 一是增长减速的问题，它会使很多隐藏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增长减速后，经济规模会有收缩，比如房地产开始进入一个增速较慢的轨道，出口加工也换了轨道，这都会造成一些问题。温州出现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都是原来没有改革的领域出了问题。这些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了，只要速度放慢，这些问题就露出水面了。 如今，无论是一些公职人员，还是富人，安全感都有些缺失，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或多或少违反了某些法条。这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个人明知故犯，而是法条没有严格执行，是法条本身的缺陷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经济规模收缩时，税基降下来，但*府不想税收减少，就会去执法，一查就能查出一大堆逃税的，而且会大面积发现。这时就会逼迫人们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改革动力的形成有时很奇妙，并不是一定要走投无路才改革。当个体收入提高，生活过得好时，也会面临困境。收入水平低时，送子女去哪读书不构成问题，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当收入较高，而国内的教育问题暴露出来时，就会送子女去国外读书。这时也会回过头来反思，为什么国内没有好的教育系统。以前大部分都只是研究生出去留学，现在越来越多好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就去国外了。这是对中国大学教育体系失望的一种体现。 举这些例子，想说明的是，最近出现的问题不同于1978年前大多数人在同时间段里遇到的生存危机，穿不好吃不饱，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境。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集中，有些人感受弱一些，有些人感觉紧迫一些。 分析解读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是决定下阶段改革的动力来源的关键。但毫厘之间，不同的解读会成为不同的动力。现在移民海外的商人多，去办外国护照其实和当年广东人逃港是一样的，那时是没有活路，现在是没有安全感。如果把这些解读为商人不遵纪守法，可能就要严查，要搞收入再分配。如果把它解读为，是因为粗糙的法条造成的悲剧，那就可能成为后续深化改革的动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陆陆续续出的问题也不少了，只要对它们的原因分析得深刻，人们认识清楚了这些问题以后，最终会转化为改革的动力。但如果解读错了，它可能变成一种反改革的动力。现在对房价的误读就导致了一次大的倒退。一线城市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误读以后就打压房价，限购限价这些就出来了。 互联时代，民众浮躁，发言喜欢凭直觉，那就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更需要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社会改革的动力原理，可以看到理性分析的力量与重要性，尽管理性分析本身并不是社会改革的动力，但它是通过对社会分析产生动力的推动力。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方向很明确，发展很顺利的时候，学者的作用不是很大。往往在迷惘时，学界的意义才凸显出来，思想变得很重要。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后续改革发动的问题，这不是要喊口号去号召，而是要有让人信服的分析。在目前看不到强大改革动力的情况下，学界应该做点事，通过透彻的分析，促进改革动力的形成。 “试点”的方法不能丢 第二是改革方法的问题。中国改革已经改了30多年，方法是通过试点的途径产生改革方案，是种实践理性的方法。但现在中途被改成了社会工程主义，在房间里炮制方案。这种变化是对过去30年改革认识不透彻的结果。 回顾过去30年，产生了重要意义的措施，哪个不是通过试出来的？比如承包制，不是理论分析的产物，而是农民试出来的办法。国有企业改制也不是哪个学者写出来的方案，而是个体试出来的。 建构主义有一点很致命，就是预先设计一个蓝图，然后按图施工，但后来发生的很多细节问题都是事先想不到的。换句话说，设计一个社会蓝图没有信息来源，怎么去设计？只有一种设计方法，就是找一个国家为模板，照着它的样子画，但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样的。 比如，分工细化，个人从事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少，越专越精，推动了个体的知识积累，社会效率的提高。但组织分工的合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美国是用要素合约来组织分工的，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出现很多大厂，分工细化是在一个厂里面完成的。个人从事工作越来越细，但工厂越来越大，有很多世界百强。很多人想当然地也想做大做强，想把中国很多小企业合并，规模大了好像就是个好企业。但在中国试出来的经验是，温州是以产业集群来实现分工深化的，靠的是家庭工厂，虽然规模没扩大，但仍能实现分工深化。以前一个家庭是制作打火机的，现在只做打火机的一个零件，之前做弹簧的，现在只做弹簧的一道工序。分工深化达到的效果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但并不是通过把工厂做大实现的，而是通过产业集群。大量的工厂聚集在一起，有个中间产品市场，做完这道工序送过去，下一个工厂接过去做。两种不同的合约方式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如果不懂其中机理，直接学美国，把几万个家庭工厂合并，形成一个大厂，就把几万个工厂搞死了。随意以一个国家为蓝本，会削足适履。 哈耶克说得对，任何一个人没有本事对社会进行设计，更不用说进行全套设计。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个人，或者是研究团队，都没有足够设计一个社会的信息来源、知识来源，很多社会构造的细节都存在于过程之中，离开了这个过程，没有信息来源，设计出来的也是病态百出的。在下半场的改革中，仍然明确要用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局部试点的办法。 “二次分配”不能成为改革重点 第三是改革取向的问题。1978年的改革是在非常低的财富水平上推动的，那时自然的取向就是把饼做大，强调效率。现在却强调分饼，强调“公平”，要“二次分配”。每个人都均分到很多，这在现实中存在吗？大跃进中，中国见过共穷，共富真的存在吗？还是一种“皇帝的新衣”。 因为天赋、出身、努力水平的差异，每个人遭遇不同，结果也不同。所有的人的生活都比过去好，这可以做到。但在某个阶段里，所有的人生活都一样好，这是不可能的。可以在一个小地方，通过转移支付，在三五年里造出“共富”的假象，但这是短时间的，不可持续的。有人演绎过，也有人导演过这样的事情，事后被证明是有野心的“骗局”。长久的现象是，所有人都可以比以前过得好，有人好得更多。必须有勇气承认，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原来就存在的各种差异的结果。现今个人财富的差距也是各种差异的综合结果。如果不承认这种差距，试图去改变，甚至成为改革的取向，会是大麻烦。 收入差距要调节也顶多是微调，但要把它消灭或者拉近，不可能。否则会把劳动的积极性消灭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消解掉。用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讲，西方搞的高福利其实是人为地把收入差距缩小，会产生巨额交易费用，很多财富就蒸发了。 现在的二次分配，通过转移支付、税收等手段只能是微调，一定不能伤害到人的工作积极性。调节要有限度，不能像欧洲有的国家，把所得税调到50%以上，福利救济水平也调得很高。 这个“度”很难有精确的界限，但是可观察，至少要让工作收入与救济收入有明显的差距。在过去30年里，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确实在拉大。但在这个做大的饼里，一个人分到的饼可能比以前饼小时所占比重还要小，但所有人都比以前过得好。只要这个饼越做越大，就不会有问题的。 少数人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他们是花不完的，最终还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重不重要？重要，但是远没有发展重要。如果社会不发展，再怎么分也是没意义的。 收入差距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是显性的，大多数人能感觉到收入的差距，一方收入比另一方高很多，后者会明显感到有压力，而且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另一个是隐性的，不强烈，但时间长了就可以感觉到，收入差距可以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产生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比赛差距没有意义，那么大家都是慢跑，谁会去拼命。奥运选手赛跑就是为了差距。 正是因为收入差距存在这两种作用，才形成了正反两方观点。平均主义看到了压力的作用，而无视动力作用。如果调节收入差距，所能容忍的收入差距幅度也宜宽松。宁可让差距存在，而不要去调节太多。如果一定要划一条调节的标准，税率到底要多高，福利救济标准要定多高，说得好听一点，是以社会安定为标准。说得不好听一点，是不能让大量人群因为低收入而去偷去抢，变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现在像欧洲，调得太离谱了，收入高的人的收入百分之七八十被纳税了，不工作的人所获得的报酬和他们差不多，在欧洲有一生不工作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少的国家，每一个人不去努力，不去积累知识，没有动力，这个国家何以为生。在那些靠自然资源的国家，搞一点平均主义，可以生存下去，但是中国、日本这种国家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生存。 再过100年，中国也还是要坚持效率取向。收入平均化会产生两个恶果，一是把动力机制削去了。另外把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了。福利很高的话，工资成本大，随之导致产品在世界市场失去竞争力。现在那些叫嚷着要把饼分匀的人，没有看到这一层。当然，也许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平离欧洲还差得太远。 知识生产体系的再造是关键 第四个问题琐碎而重要，就是要为下阶段的改革任务列出明确的清单。若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重点深度改革领域，一个个连续下来就可以完成一次大的改造。前30年最成功的是，完成了整个生产系统的一次大改造，完全用新的合约重建了新的生产系统。那下一阶段一定要清楚，对什么系统进行再造，一定要理清楚任务清单。比如中国的医疗系统要不要再造，大学系统要不要再造，很多央企都上市了，国家控股，弄了个国资委管理，是这个样子就算改完了？ 生产系统的再造已经见到成效了，许多民营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但仍然没有完成，还要进一步深化。一些重要服务领域没有向民间真正开放，没有走完最后一步。医疗、金融、铁路、航空、保险等，这些领域还是管制，不让私人资本自由进入。只要放开准入，就一定会出现新的、更有效率的产品。 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源头在外面，下一阶段一定要有内部的知识源头。这个阶段的改革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知识生产体系的再造，要解决知识源头的问题。也就是说下半场改革的重点是重建一个知识生产体系。这里面有几个领域很重要。大学应该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但现在却几乎不产生新知识，不进行根本性改造是不行的。传媒是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渠道，但现在问题重重。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学与传媒系统需要再造，因为两者构成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的完整系统，构成了下半场改革的主要领域。 (南都评论陈建利采访整理)
有影响 莎娃抢走第三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继续扩大，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人数大幅增加。2147个县（市、区）实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1334万人参保，641万人领取养老金。2343个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3．58亿人参保，9880万人领取养老金，覆盖面扩大到60%以上。解决了500多万名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的历史遗留问题。将312万名企业“老工伤”人员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工作有序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向制度全覆盖迈出重大步伐，这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的重要成就。
国宝失踪案引发的谜局
导读：求婚在女人看来是浪漫的,追梦已久的感动要男人怎样一步步表现出来呢?其实真心加上一点点惊喜就是浪漫，求婚不需要太奢侈的物质，那么，怎样求婚才浪漫呢？本文将为你一一揭秘。 男女中的一方请求对方与己结婚。现在的年轻一代在结婚前都要先经过一个浪漫求婚一个环节，甚至许多情侣都将求婚看成是结婚前一个重要的仪式，女生对此男士如何求婚更是期待。这就给男生出了一个难题，那么，怎样求婚才浪漫呢?国内外有许多不同的求婚习俗和方式。不同的求婚方式有大有不同的效果哦!来看看吧。怎样求婚才浪漫一年一度的七夕中国情佳节即将到来，有些人忙着去相亲，有些人忙着去约会。而你，是不是正在期待一场等待已久的表白?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发现，这种她们原本可以欣然享受的权利，正在变成一种煎熬。本该是瓜熟蒂落的时节，可要男人说出那句简单的话语，居然近乎一种奢望。等待的时间开始被猜疑和愤懑填充，男人的犹豫不决，不可捉摸仿佛成了自由恋爱的一大挑战。难道自己选择的爱人还不及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的专为寻找结婚对象而来的男人坦率和真诚?难道真的要女人开口问上一句： 亲爱的，你愿意娶我吗? 作战计划A： 计划一次期待已久的出游。登山或是去海边，贴近自然可以带给自己全新的体验和感悟。在宏伟壮阔的自然景观烘托的浪漫气氛和激动心情下，自然而然地表达想和他共度此生的愿望。天地为证，是名副其实的山盟海誓。作战方法B：一起去看一场感人至深的爱情电影。艺术作品最容易唤起感情的共鸣。在情节达到高潮时，钻进他怀里，深情地要求他呵护你一辈子。假如你们缺少的只是一个下决心的心情，那么这一刻，谁都不会再犹豫了。怎样求婚才浪漫作战方法C：变身礼物在七夕那一天，端着蛋糕从房间里走出来。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他，表明愿意以身相许。将一生一世的决定放入一种轻松快乐的气氛中，也就不会显得沉重而不可背负了。作战方法D ：彩信攻略给他发一条彩信，配上自己的照片或是结婚进行曲的铃声。如果他有语音信箱，还可以给他留言。利用现代科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既新颖特别又可以避免当面开口的尴尬，也许还能留存作为纪念。不过要千万小心，别发错了号码!最后，放下矜持和顾虑，真心实意地问一句： Will you marry me? 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权寻找问题的答案。期待着穿上婚纱的女孩们，别让幸福在等待中耽搁得太久。犹豫不决的男人们也该清醒了，别再等银行里的存款来给你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