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想，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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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到这样一个规律，即一个民族的消亡，往往是其文化的最先消亡。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与民族的区别，绝不只是人种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种与民族本身同生共存的民族文化的区别。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自身特征的文化传承，这个民族迟早都会消亡：不是自我消亡，就是被异族同化。所以当印度闹独立时，丘吉尔才会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回族作者霍达在她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写道：“回回（中国回族同胞的自称）民族当中也揉进了一些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和犹太人的成分，但回回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不融入汉人或其他民族....”其实，这个独立存在，就是一种包括道德、信仰与生活习俗的民族文化的独立，没有了民族文化的独立，也就没回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
民族与民族的区别是文化，人与人的区别是什么呢？
思想。
人类一思考，上帝便惊慌。当人会思考的时候，也便有了思想。当然，并非所有的思想都能称做思想的，只有那些具有独特的、创新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思想。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思想，往往会决定或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上个世纪的中国，曾发生过两场与思想或文化有关的“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一是“文化大革命”。历史已证明，“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是先进知识分子为谋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历史也证明，“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毁灭文化的浩劫，也是一场禁锢思想的灾难。前者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后者只是一场残酷的*治斗争。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甚至从五十年开始，国内的文艺批评就已经不正常，批评家们动辄将理论观点上的分歧视为阶级立场的对立，从而将思想理论的批评上升成*治路线的斗争。最为典型的例案，便是“胡风案”。开始，还只是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后因胡风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便上升为*治斗争，胡风一下子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从一九五五年五月被捕至一九七九年一月无条件释放，关押近二十四年。甚至在一九八五年胡风去世后，还留着所谓“宗派活动”等问题没有最后的结论，直到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才发文，将这起延续了三十三的冤案彻底平反。而“胡风案”，又不过是两年后另一场从此让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的“反右”运动的预演。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文艺界开始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俞平伯是“新红学派”的主将，而“新红学派”的开创者则是胡适，所以也兼带批判了远在美国的胡适。批判胡适，无疑是当时的*治需要，因为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太深，甚至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障碍。不过，毛泽东后来也说：“不能完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所以解放初期，毛泽东曾多次通过海外朋友托言或带信，劝胡适回大陆，但均未成功。据说，胡适的朋友陈源去美国时，曾带话给他说：“当时批判你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个人，如果你回大陆，仍是受欢迎的。”胡适没说什么，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思想是最活跃的，也是最脆弱的，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环境，才能孕育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先进思想。１９１７的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正是因为蔡元培先生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思想的分歧，可以批评，可以争鸣，但不能压制；更不能把某种思想圈定为真理、供若神明，而将其他的思想及其思想者视为异端一味地打杀！
没有思想的人，是可悲的；没有思想的民族，同样是可悲的。而只有一种思想的民族，那一定是一个可怕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