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以她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色萌生了颇具特色的传统藏医。藏民族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与疾病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藏医药学完整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并在预防保健、疾病诊疗、调理康复等各项医疗活动方面形成了独到的技术，在中国传统医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沿革
历史文献资料显示，藏医药已有余年的历史，对世界屋脊上的藏族人民的生存、繁衍生息和生产力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前3世纪，藏族就有了“有毒必有药”的哲理性论据，充分说明在此以前，青藏高原已形成了起居、饮食、保健等藏医原始医疗体系，并逐步发展完善。同时，简易的涂抹、酥油止血、青稞糟消毒等实践技术也为现有的放血、火灸等独特治疗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并邀请周边其他民族的医学家和译师，配合西藏医药学家，吸收印度医学和汉族中医药精华，整理编著了哲学、佛学、医学等各学科的经典著作，建立了完善的藏医药理论体系。
此后，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发展，形成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独具特色的藏医药学。
宇妥·元丹贡布（～）是吐蕃王朝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家，曾担任过赞普的御医，是当时藏医发展的最主要代表者。他走遍世界各地，广泛搜集和研究民间医方，总结民间医药经验，并多次赴五台山、印度、尼泊尔等地拜中外名医为师，还曾邀请汉族中医学家东松（即韩文海）、印度医学家新提嘎瓦、尼泊尔医学家达玛锡拉及克什米尔医学家库雅巴等来藏交流医术，最终根据藏民族自身医学体系，借鉴印度等其他医药学精华，编著了以《四部医典》为主的藏医药学典籍30余部，为藏医理论从零散的民间医学整理和规范起到了突破性作用，并为藏医临床实践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
15世纪，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藏医药学逐渐形成了北方和南方两大派。北方派稍早于南方派，以强巴·南杰扎桑为代表，南方派则以舒喀·年尼多杰为代表，他们分别总结了北部高寒地区和南部河谷地带多发病及其治疗经验，并各有效验。
18世纪，著名医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广泛收集药物标本，编著了《晶珠本草》，收载藏区药名两千余种，对药物的形态、性味及功能等进行了详细记载。
特色医理
藏医药学认为，人体疾病病因分为远因、近因和具体病因三种。
远病因，是根本“无明”，即不明诸法无我而产生的烦恼；近病因，是“贪、嗔、痴”三毒；具体病因，是“隆、赤巴、培根”。三种病因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无明”产生“贪、嗔、痴”三毒，“贪、嗔、痴”依次产生“隆、赤巴、培根”，三者之间，互为因果。藏医药学认为，人体生病的根本原因，就是“无明”引起贪婪、愤怒和痴愚，扰乱体内“隆、赤巴、培根”三种生命活动功能物质的平衡，从而发生各种疾病。
藏医药学认为，“隆、赤巴、培根”三大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也是进行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能量和基础，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自己不同的功能，但它们之间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三者在人体内保持着生理性协调和平衡的关系，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时，则出现病理性“隆”的病态、“赤巴”的病态和“培根”的病态，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到原来的协调状态，达到健康的水平。
因为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慢性疾病使用藏药治疗有着很大的优势
藏药优势病种有：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病、中风偏瘫、脑出血、消化不良、反流性胃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强直性脊柱炎、骨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娥乃赤觉（类似于盆腔炎）、查凑病（类似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和隆凑病（类似于更年期综合症）等慢性疾病及疑难杂症。